二里头三星堆匈奴 与夏朝有关的为何都没文字 埃及考古给出旁证
夏朝作为华夏第一王朝，至今仍然笼罩着许多谜团。虽然已经在河南偃师发现了早于商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但由于缺乏关键的文字自证材料，我们仍然不能确定。不同学者对夏墟的位置提出了不同观点，但无论时间、空间还是二里头文化的王权特征，都与夏朝高度吻合。然而，夏朝、二里头文化及其他相关文化遗址都共同面临着一个奇特的问题：缺乏文字。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然而它的确切面貌仍然困扰着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虽然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早于商文化，但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夏朝的存在。对于夏墟的位置，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包括甘肃青海、晋南或陕北石峁，以及川西的三星堆遗址等。然而，在甘肃青海至今仍然没有发现与夏文化直接相关的考古证据。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山西晋南已知的二里头东下冯类型遗址略晚于二里头文化，因此“夏墟”之称更有可能是夏亡后的逃亡地或夏遗民北逃时的旧称。事实上，山西地区存在许多以“大夏”、“夏墟”命名的地名，这是因为地名以大小为名，原有对称之意，故而地称小，新迁称大。
分子人类学家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人骨的线粒体DNA进行比对发现，二里头人群与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汉族人群有着密切的遗传关系，这证实了夏朝灭亡后有大量夏遗民逃往山西甚至更西北的地方。至于三星堆遗址，根据祭祀坑的年代和文化特征来看，它与夏朝的时间框架不吻合。而且，在成都平原，陶盉等酒器的出现突然，与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发展脉络不符。因此，三星堆文化不可能是夏文化。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牙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星堆是夏朝的遗存。相反，它更可能是夏遗民和当地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并且夏遗民掌握了宗教祭祀权。在夏朝灭亡后，牙璋的制作衰落，但在三星堆却得到了发展，成为了该文化的重要祭祀器物。
夏朝、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等都没有发现成熟的文字，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二里头遗址仅出土了少量刻划符号，而三星堆遗址仅发现了7个刻划符号。这些刻画符号无法组成连贯的文字，它们仅仅代表特定的器物，没有普遍性，无法成为一种文明的载体。因此，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和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
值得一提的是，与夏文化有关的匈奴草原政权同样没有发现文字。历史记载中称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但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匈奴并非夏朝后裔，而是一个政权名称。然而，匈奴的人群结构异常复杂，蒙古草原出土的匈奴墓葬中发现的人种类型均为蒙古人种，这与夏朝后裔的说法相悖。然而，最近的考古发现却开始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例如，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与夏朝的器型高度吻合，而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现的二里头式建筑和夏文化的圆腹罐也表明了二者的关联。此外，匈奴在祭祀祖先时也建造城池，这与中原王朝的特点相似。这些发现虽不能将匈奴与夏朝后裔等同起来，但至少表明了夏文化对草原文明的影响。
夏朝、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匈奴等都拥有发达的青铜文化，然而它们都没有发现成熟的文字。为什么与夏朝相关的文明会呈现如此奇特的现象？难道夏文化是无文字的文化吗？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可以借鉴埃及的考古发现。罗塞塔石碑的发现揭示了古埃及在不同群体中使用不同文字的情况。这使得我们思考夏朝是否也在不同群体中使用不同的文字。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朝的甲骨文，但甲骨文是祭祀文字，不适用于商朝的世俗通行。商朝时期使用的世俗文字可能与甲骨文有所不同，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夏朝是否存在世俗文字。
我们知道，夏商周三代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从神权至上到神权与世俗权并驾齐驱，再到世俗权力至上。在神权至上的时期，夏、商、三星堆等文化注重祭祀，国家将大量财富用于祭祀，而不是贵族享乐。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字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祭祀中，由少数群体掌握。因此，文字只在少数群体中传播。
然而，祭祀体所使用的载体必然与下层平民使用的陶器不同。商朝使用甲骨作为祭祀载体，而夏朝可能采用了其他载体。夏朝的祭祀习俗包括燃烧、砸碎和掩埋，因此我们目前只能在陶器上发现刻画的符号，而没有像甲骨文一样的成熟文字。
实际上，在陶寺遗址已经发现了书写在朱书扁壶上的成熟文字，这表明夏朝文化已经具备了文字系统。然而，由于夏朝祭祀文化的特殊性，这种早期文字没有流传下来。夏朝的文字可能只在少数群体中使用，并未广泛流传于世。
夏朝作为华夏第一王朝，至今仍然存在许多谜团。尽管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夏朝的存在可以从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吻合性来推测。夏朝及其相关文化的缺乏成熟的文字表明，在夏朝时期，文字可能仅在少数群体中使用，且被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夏朝的文字可能采用了与甲骨文不同的载体，而这些载体未能流传至今。寻找夏朝失落的文字将继续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重要课题。